1903年5月28日下午，年轻的堪萨斯人莱奥蒂·布莱克（Leoti blake）在纽约市旅游，在第23街登上了第五大道的一辆公共马车，坐好了车。马车上挤满了人，她注意到坐在她旁边的那个人向她靠近了一英寸。她默默地评价道：上了年纪，衣着优雅，“慈祥”。马加快了速度，舞台跳了起来，把乘客们又抛向对方，现在那个男人正碰着她，臀部对着臀部，肩膀对着肩膀。当他抬起手臂，低低地搭在她的背上时，莱奥蒂受够了。这一举动会让现代地铁骚扰的受害者感到兴奋，她伸手拿出将近一英尺长的帽子针，把它扎进了那个男人的胳膊上。他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，在下一站下车了。
她在接受《纽约世界报》采访时表示：“他是一位英俊的老先生，我很抱歉伤害了他。”“我听说过百老汇混搭和‘L’混搭，但我不知道第五大道有自己的特定品牌....如果纽约的女人能容忍捣碎，堪萨斯的女孩就不能。”
全国各地的报纸开始报道与“mashers”的类似遭遇，这是一个时代俚语，指好色或掠夺性的男人（在西奥多·德莱塞（Theodore Dreiser）的《嘉莉妹妹》（Sister Carrie）中定义得更微妙，指“衣着或举止精心设计，以吸引敏感的年轻女性钦佩的人”）。在拥挤的哥伦布大街有轨电车上，一名纽约家庭主妇拦住了一名男子，这名男子从她身边掠过，并问他是否可以“送她回家”。一个芝加哥的歌舞女郎，被一个捣蛋鬼的“侮辱性问题”所困扰，用她的伞打他的脸，直到他摇摇晃晃地走开。圣路易斯的一名教师用帽子别针划破了袭击者的脸，将其赶走。这些故事不仅因其频繁出现，而且因其赞美的语气而引人注目；第一次，反抗骚扰者的女性被视为英雄而不是漫画人物，被视为主体而不是客体。社会正在缓慢而坚定地转变，从期待和提倡女性对男性的依赖，到承认女性保护自己的愿望和能力。
职业妇女和妇女参政论者掌握了谈话的控制权，她们大声疾呼反对混混，并颂扬妇女在公共场合自由行动的权利。的确，正如社会工作者简·亚当斯（Jane adams）所哀叹的那样，“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，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年轻女孩突然从家庭的保护中解放出来，被允许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走在城市的街道上，在陌生的屋檐下工作。”约会仪式和性观念正在发生变化。一个男人不再拜访一个女人的客厅，在她父母的密切注视下向她求爱，而是带她去看表演或舞厅，那里潜伏着各种各样的邪恶。妇女参政权论者反对由芝加哥副委员会提出的观念，即无人陪伴的妇女应尽可能穿着朴素——不涂腮红，也不露脚踝——以避免不必要的注意。一位妇女参政论者反驳说，问题不在于女性的时尚或日益增加的自由，而在于“捣碎者思想的卑鄙”。
一些批评者没有与妇女参政论者争论，而是采取了一种更微妙的方式，他们反对的不是女性角色的变化，而是她们喜欢的自卫方式：戴帽针。关于无辜的人——不是捣碎者，他们——成为“帽针危险”的受害者的故事比比皆是。斯克兰顿一名19岁的女孩开玩笑地把帽子别针刺向男友，结果刺穿了他的心脏。一位年轻的纽约有轨电车乘客感到耳朵后面一阵剧痛——意外被陌生人的帽针扎了一下——不到一周就陷入昏迷并死亡。同样在纽约，100名女工挥舞着帽针袭击了警察，警察逮捕了她们的两名同志，理由是她们发表了据称是无政府主义的演讲。甚至其他女性也不安全。在芝加哥郊区，一名妇女和她丈夫的情妇画着帽子别针，像决斗一样绕着对方打转，直到警察把他们驱散。一家报纸讽刺地说：“我们要找的是新款进口的柯尔特帽别针，或者史密斯威森速动别针。”到1909年，帽子别针被认为是一种国际威胁，汉堡和巴黎的警察局长考虑采取措施来限制帽子别针的长度。
1910年3月，芝加哥市议会采纳了这个想法，讨论了一项禁止帽针长度超过9英寸的法令；任何违反规定的妇女都将被逮捕并罚款50美元。诉讼过程中挤满了好奇的观众，有男有女，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敌意。一名支持者说：“如果女性愿意在头上戴胡萝卜和公鸡，那是她们自己关心的事情，但如果她们戴剑，就必须被阻止。”“好极了！”“来自男人；女人们发出嘘声。代表几个妇女俱乐部的南·戴维斯（Nan Davis）要求获准在委员会发言。“如果芝加哥的男人想从我们这里拿走帽子别针，那就让他们维护街道的安全，”她说。“没有人有权告诉我该怎么穿，该穿什么。”
尽管戴维斯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，该法令还是以68票对2票通过。随后，密尔沃基、匹兹堡、巴尔的摩和新奥尔良等其他几个城市也通过了类似的法律。在一万英里之外的澳大利亚悉尼，60名妇女因为帽子上戴着“杀人武器”而坐牢，而不是缴纳罚款。即使是保守的伦敦女士也坚决拒绝购买帽针护具。
伊丽莎白·卡迪·斯坦顿（Elizabeth Cady Stanton）的女儿、女权主义者哈里奥特·斯坦顿·布拉奇（Harriot Stanton Blatch）表示：“这不过是支持女性投票的又一论据，也是男性无法约束女性这一事实的又一痛苦例证。”“女人需要纪律；她们需要被强迫，如果不是被引导，走出她们的野蛮状态，但女人从来没有，也永远不会屈服于男人的纪律。给女人政治权力，她们中最优秀的人就会逐渐训练不文明的人，就像男人中最优秀的人训练他们的性一样。”
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，对帽针的狂热消退了，当短发和挂钟帽开始流行时，这种狂热完全消失了——当时出现了一种新的“社会威胁”：flapper。当然，过不了多久，政客们就不再关心女性穿什么，而是更关心如何赢得选票。
来源:
著作：《重新定义强奸：选举权和种族隔离时代的性暴力》。剑桥：哈佛大学出版社，2013；Kerry Segrave，当心捣碎者：1880-1930年美国公共场所的性骚扰。杰弗逊（德克萨斯州）：麦克法兰公司，2014。
文章：“长帽针是公共威胁吗？”蟒蛇（MT）标准，1910年3月1日；“将调整帽子别针的大小。”德卢斯新闻论坛报，1910年3月1日；《捍卫长帽别针的妇女》《大福克斯每日先驱报》，1910年3月1日；“戴帽针；它现在被称为公共危险。”《克利夫兰诚实商人》，1909年9月5日；“作为武器的帽针。”哈里斯堡爱国者，1908年4月16日；“帽针带来死亡。”每日记录挖掘者（朱诺，AK）， 1908年8月26日；“妇女击败强盗”，《克利夫兰诚实商人》，1909年8月29日；“把帽针插进捣碎机里。”《纽约世界报》1903年5月27日；“帽针日的尖锐提醒。”《纽约时报》1944年12月24日；“女人对付小偷的便捷武器。”《纽约论坛报》，1904年2月7日；“抛弃帽针保护器。”纽约时报，1914年4月26日。
